IFFO Logo

30 BY 30为什么是一项适宜的倡议?

本文发表于中国水产专业资讯平台《水产前沿》2022年6月刊。

作者:葛柏峦(Brett Glencross)博士

什么是30 BY 30?

长期以来,人类对海洋的开发一直被认为会对其生态系统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很显然,其中有些活动破坏性很大,而其他活动破坏性较小。在过去20年中,作为开发活动之一的渔业受到的审查日益增多。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尽量减少渔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各种战略得到了实施。其中最近比较引人注目且具有争议的是海洋保护区(MPA)的运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将“30 BY 30”作为一项全球性倡议,即到2030年,将全球30%的海域设立为海洋保护区。30%的目标最初是在2019年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全球自然保护协议》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了加大保护力度以缓解气候变化的必要性。该倡议于2020年发起;到2021年1月,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该倡议;而到了10月,签署名单已扩大到70多个。

为什么是30 BY 30?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将近8%的世界海洋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护,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指定为禁捕区(图1)。在过去20年中,世界各国政府建立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海洋保护区。例如,2010年,英国政府将其位于查戈斯群岛周围的一大片印度洋领土划为海洋保护区。这个新的自然保护区占地近65万平方公里,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保护区之一。据称,该区域承受的公海作业船只带来的捕捞压力日益增大。

那么,这种保护是否有效地发挥了作用?2020 年对该群岛生态系统的评估显示,海龟数量变得更多,筑巢的海鸟也开始繁衍生息,珊瑚覆盖率目前高达珊瑚礁表面积的50%。虽然海洋保护区战略的运用在某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该评估也强调,尽管设立了海洋保护区,但非法捕捞仍在不断发生。而且,在此过程中,合法的金枪鱼渔业以及许多当地的人工捕捞渔业已经消失。

然而,有人认为,海洋保护区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益处。据估计,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靠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维持生计。海洋还是重要的碳汇,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该倡议将如何影响渔业?

有人认为,大部分海洋都面临管理不善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现状》报告指出,在全球近5000个渔场中,由于过度捕捞,状况良好的渔场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全球气候变化和污染目前威胁着全世界的许多渔业及其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正在使水域变暖、酸化、并使含氧量降低。许多物种正在重新分布到更合适的区域。分析人士预测,从长远来看,这种再分布将会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但总体而言,产生的损失会更大。

一些专家认为,将海洋面积中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增加到的30%将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还主张,这些海洋保护区可以禁止捕鱼;而且从长远来看,这将有益于渔业群体。这种想法的思路是,保护区内的鱼类种群数量会出现回升,鱼群随后会扩散到附近的渔场,最终导致渔获量增加。就一些底栖渔业而言,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就远洋物种而言,相关证据并不充分。因为这些物种很少依赖特定的局部生态系统,它们会不断进出潜在的海洋保护区,从而削弱设立海洋保护区给这类渔业带来的益处。最近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成果表明,将海洋保护区的总面积增加至10%以上,可以使未来的渔获量实现20%的提升。然而,随后又发表了关于该研究的撤销声明,指出如果其中某些简单的假设不正确,则该模型可能会充满错误。

最重要的是,海洋保护区带来的效益更多地局限于沿海生态系统。在这些生态系统中,人类的影响已经达到最大。而且这些影响往往不是来自捕鱼业,而是一系列其他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因素。这是所有海洋保护区都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些区域直接影响着大部分人口,因此在政治上更为敏感。我们需要通过保护最敏感的生态系统以及最有可能成为碳储库和生物多样性储库的生态系统,来增加所有海洋保护区的效益。这种做法将为整个海洋带来益处,而又不会影响到那些人类作用已经相对较小的区域。

规模真的很重要吗?

虽然简化目标可以凝聚政治意愿,但海洋保护区规模的重要性未必和其生态系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要的不是规模,而在于其维护的是哪些利益。世界各国政府有继续在更大、更偏远的地方发展海洋保护区的趋势,主要是实现其专制国际目标的一种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海洋保护区并没有真正实现保护价值。所保护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公海生态系统。并不属于主要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之一。而且,在这些区域中被保护措施所限制的活动(例如远洋渔业)往往流动性较大。因而,这种保护的作用很有限。而其它监管机制,如配额、渔业监管和监测等,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事实上,这些位置偏远的公海海洋保护区很可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最近发表在《自然——生态与演化》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表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瞄准的不仅仅是设立保护区。这些海洋保护区需要“公平有效地管理”,它们需要具有“生态代表性”并相互“关联”,才能发挥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作用。重要的是,“公平有效地管理”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将保护区封锁并阻止所有人进入,而是在可持续和公平的基础上调控各类影响。根据有效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相互关联这些标准,大多数现有的海洋保护区都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

为什么3%可能优于30%

无论我们划定3%、10%,还是甚至30%的海洋作为保护区,科学家和决策者都像是在调整泰坦尼克号上的座次,根本无济于事,最终的结果都是沉没。因为他们并未真正触及造成生态系统衰退的根本因素——气候变化。2019年发表在《自然》系列期刊《科学报告》中的一篇关于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关键驱动因素的研究论文指出,气候变化相关驱动因素的累积影响占主导地位,而渔业活动等其他因素则基本上微不足道。该研究还表明,珊瑚礁、海草和红树林等一些生态系统比其他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影响。强调需要针对特定生态系统,而不是所有区域进行管理。

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一样,这门科学是复杂的,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政治意志,而这两者似乎都有所欠缺。因此,环保主义者只能不断地为一些零散资金和政治妥协而斗争,而他们最终将倾向于选择工业化渔业等政治软目标。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维护生物多样性,并确保各种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能够发挥各种效用,即海洋可以维持食品生产、二氧化碳吸收、气候调节等功能,那么更高的百分比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长期效益,我们应该将这类措施重点应用于那些具有更高生态系统价值的区域。

因此,为了确保我们尽可能地做出面向未来的最佳决策,即那些有助于维持最佳生物多样性、增加海洋提供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决策,那么,就需要在监控和制定与具体目标相关的明确决策框架方面加大投入。这样,才能将全球可以划归海洋的有限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海洋保护区需要设立在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区域,而不是在政治上有利的区域。

 

图1. 地图来自https://www.protectedplanet.net/en/thematic-areas/marine-protected-areas

30 by 30 map

 

图2. 与越南的这处类似的珊瑚礁代表了地球上的一些最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在这些区域设置海洋保护区能带来明显的益处。供图:葛柏峦博士。

coral reefs

 

参考文献:

Cabral, R. B., Bradley, D., Mayorga, J., Goodell, W., Friedlander, A. M., Sala, E., ... & Gaines, S. D. (2020). A global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for foo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45), 28134-28139.

Curnick, D. J., Collen, B., Koldewey, H. J., Jones, K. E., Kemp, K. M., & Ferretti, F. (2020). Interactions between a large marine protected area, pelagic tuna and associated fisheries.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7, 318.

Costello, C., Ovando, D., Clavelle, T., Strauss, C. K., Hilborn, R., Melnychuk, M. C., ... & Leland, A. (2016). Global fishery prospects under contrasting management regi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18), 5125-5129.

Dinerstein, E., Vynne, C., Sala, E., Joshi, A. R., Fernando, S., Lovejoy, T. E., ... & Wikramanayake, E. (2019). A global deal for nature: guiding principles, milestones, and targets. Science advances, 5(4), eaaw2869.

FAO. 2020.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20. Sustainability in action. Rome. https://doi.org/10.4060/ca9229en

Halpern, B. S., Frazier, M., Afflerbach, J., Lowndes, J. S., Micheli, F., O’Hara, C., ... & Selkoe, K. A. (2019). Recent pace of change in human impact on the world’s ocean. Scientific reports, 9(1), 1-8.

O’Leary, B. C., Ban, N. C., Fernandez, M., Friedlander, A. M., García-Borboroglu, P., Golbuu, Y., ... & Roberts, C. M. (2018). Addressing criticisms of large-scal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Bioscience, 68(5), 359-370.

Ovando, D., Caselle, J. E., Costello, C., Deschenes, O., Gaines, S. D., Hilborn, R., & Liu, O. (2021). Assessing the population‐level conservation effec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Conservation Biology, 35(6), 1861-1870.

Sala, E., Mayorga, J., Bradley, D., Cabral, R. B., Atwood, T. B., Auber, A., ... & Lubchenco, J. (2021). Protecting the global ocean for biodiversity, food and climate. Nature, 592(7854), 397-402.